西方人如何评价朱元璋：长期患偏执狂症

洪武朝堪称历史上遍设学校之始，兴学系元璋一大善政。但元璋只希望造就为己所用之工具，对学生设禁甚多，不但不许议论所谓军国大事，更规定“生员不得擅入厨房，议论饮食美恶”，敢有犯者，杖击并充军。

国子监第一任祭酒(相当于大学校长)宋讷对学生单靠严厉立威，伙食很差，学生竟有饿死者。一个叫赵麟的学生受不了虐待，在学校里贴出一张壁报抗议。按照校规，这是“毁辱师长罪”，应该打一百大板充军，但元璋却认为学生向师长抗议，此风不可长，竟法外用刑，把赵杀了，并在学校前立了一根长竿，悬其头以示众。

这根血淋淋的竿子一直竖在那儿，居然要等到明史上以荒淫出名的明武宗出场，才被下令撤去。史籍上说，明武宗南巡，到了南京的国子监，看见这竿子感到奇怪，说这是做什么用的呢?教员回答是挂学生脑袋的，武宗大不以为然，说了一句很朴实的“名言”：学校岂是刑场!撤掉吧。这根血淋淋的竿子一共竖了126年。

把科举考试的内容限定在几部经书之内，宋朝王安石是始作俑者。朱元璋的“创造”在于，他和文臣们一起，把科举考试的文体格式僵硬地固定了下来，文章怎么起头，怎么转折，怎么结尾，都必须一丝不苟。这样一来，文章立意早已是圣贤的，格式又是统一的，逼迫天下读书人把才思浪费在“八股”这个螺丝壳中，只能在螺丝壳中看谁的道场做得漂亮，徒然耗费青春。

秦始皇怕读书人厚古薄今，非议朝政，焚书坑儒，唐太宗实行科举，看到应举人很多，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元璋更进一步，把读书人限制在八股中，其办法是唐太宗的“英雄入彀之术”，其用意则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心”。

南北文化水平不一，科考录取者中南人居多，洪武三十年也不例外。北人不满，元璋下令彻查的结果证明并无舞弊，这时又有人造谣，说复查者故意把北人中不好的卷子给皇帝看，元璋大怒，立即将复查的多个官员赐死，同时他亲自考试，重新选拔了61人，均为北人。“时谓之南北榜”。西方学者所撰的《剑桥明代史》在叙述这一冤案时直截了当地评价说：“这种种事件表明了一个人长期患偏执狂后会是什么心理状态。”

杨广的问题不是昏庸不办事，而是恰恰把事情办得太多了。皇帝要办事只需要发圣旨，老百姓却要出钱出力甚至破家丧命。老百姓只有在自己吃得饱穿得暖的前提下才会对国家建设和领土扩张感兴趣，最差也要让人切实感到这种希望。杨广办得很多事都算得上丰功伟业，但他在办这些事的时候根本不考虑体恤民力，只是一味好大喜功。在这点上，他和秦始皇的性格非常相似。结果是消耗了百姓，成就了皇帝。虽然绝大多数老百姓不具备造反的能力，但是一旦有人带头，愤怒突破上限的老百姓们就会为造反者提供源源不绝的兵员和后勤，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言的来源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