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首批100本发布。此次丛书的整理出版是财政部公共卫生资金“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的成果之一，项目共完成420部古籍的校注整理。
发布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与项目组专家座谈，共商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在项目基础上，结合“中华医藏”相关工作，进一步推动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推广、利用，提出留给后世一个完整的古籍体系。
构建体系自顶层设计始
“顶层设计确实很重要。”项目专家组成员，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段逸山赞同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医药古籍体系有利于后世全面理解中医精髓，他建议“把家底摸得更清”，首先应系统搜集散落在国外和民间的中医药古籍。
“成立一个研究小组来具体规划、研究、落实很关键。”专家组顾问，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原所长李经纬有感而发，“老一辈慢慢一个一个走了，再不抓紧会是很大的损失。”他研究古医籍半个多世纪，擅长知识挖掘，希望把历代医家的思维方法、医疗经验、科学成就梳理，分学科、分病种汇集，形成疾病发展史、学科发展史，以便临床人员能更快提高学术水平。
华夏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高文柱曾参与1982～1986年两批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中医古籍整理工作，他直言应该对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二批书重新审视，该补的补，该修的修，他还建议编纂校注本《中华医藏》，“之前推动的影印本以保护作用为主，之后是不是可能编纂以利用为主、保护为辅的校注本?”
“这次财政部给的4000万是中医文献界的强心剂，希望强心剂之后还要继续输血。”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旭东提出下一步应整理研究一些分量重的“大书”，如《太平圣惠方》《外台秘要》等。
活用体系让古医籍说现代话
王国强在座谈中还提到，中医药学有精华也有糟粕，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有时会把不理解的内容认为是糟粕。对此，王旭东也颇有共鸣，他认为根源在于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世界观与古人不同，除了深入挖掘古籍精髓还要重视知识的展现、表达，“要讲明白为什么古人这么说。让更多的人读得懂，避免对中医产生误解。”
对于王国强指出的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让后人使用中医古籍体系时检索方便、查阅方便，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社长王国辰介绍，出版社已经开始着手相关工作，“把数字化出版作为发展目标，下一步建立古籍出版数据库。”他认为，古籍数字化是发展的必然方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副巡视员袁月伦也透露，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正在着手建设国家级古籍整理数字平台，并希望在中医古籍数字化方面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加强对接。
保障体系以人才为根基
项目办公室主任、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振国认为，此次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最大的收获是凝聚了人才，稳定了队伍，“为新的古籍整理高潮打下了基础”。据他介绍，项目实施过程中共组织三次全国性高层次专业培训，各承担单位还开展了130多场专题培训，在全国12省市培训学员1200多人次。“文章千古事，需要心静如水心细如发”，他感到培训学习不仅解释了技术难点，传授了理论知识，还将老专家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传递了下去。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钱超尘在整理、审校工作中深感中医药古籍专业人才，不仅队伍有待进一步壮大，其版本修养、“小学”修养也存在不足。所谓“小学”，又称中国传统语文学，包括分析字形的文字学，研究字音的音韵学，解释字义的训诂学。他认为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文字、训诂是基本功，是挖掘古籍精华、理解中医精髓的必由之道，非一朝一夕能培养。他呼吁要在中医药院校的基础课程中强化版本修养和“小学”修养教育。
“早春乍暖新芽短，老干临寒护嫩枝”，座谈会中王国强多次感谢在古籍整理工作中精勤不懈的老专家，希望他们继续培养、锻炼一支精于中医药古籍保护利用和整理研究的新队伍。
“需要我做的，一定尽力做好!”项目专家组组长余瀛鳌的肺腑之言获得了专家们的热烈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