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5年，忽必烈再次向日本派遣使团，由礼部侍郎杜世忠和兵部侍郎何文著带领，要求日本称臣，以免再度兴师入侵日本。
公元1275年4月15日, 元朝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一行抵达日本长门国的室津，他们的计划是越过太宰府，与日本京都朝廷直接进行交涉，却被长门守护押送回太宰府。太宰府接到北条时宗的命令，又将使团成员送至镰仓。
这是忽必烈所派出的使团第一次来到镰仓，但是迎接他们的不是谈判桌，甚至不是以往的拒绝，而是日本武士的斩首极刑。这一次，年轻的北条时宗态度更为强硬。
公元1275年9月7日，使团主要成员共计五人全部被拉到镰仓郊外的龙口斩首。
临刑，杜世忠作此绝命诗篇：
出门妻子赠寒衣，
问吾西行几日归?
来时徜佩黄金印，
莫见苏秦不下机。
杜世忠的悲剧一方面是因为幕府“为他们最近的成功而骄傲,相信上帝能挽救他们”，更多是源自于镰仓幕府的武家政权特质。
日本学者今谷明对此所作的分析可以说是相当客观的：“被置于长期锁国状态下的为政者的无端猜疑，往往容易引起国家之间的悲剧 多次杀害元使节的得宗政权就是其典型。既然杀害了外交使节 日本方面已经违反了规则，那么文永、弘安的战争就不能单纯地看作元的单方面侵略了。”
在被北条时宗处死的使者中，有汉人也有高丽人，还有畏吾儿人。
忽必烈不可能忍受这般侮辱。
在当时，蒙古人作为一支古朴的民族，其杀戮成性代表了它落后的一面，但是他们也更加坚定地认为斩除使者是两国交往的大忌，是对自己最大的污辱。
早在公元1218年，当花剌子模国王处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和商队后，就曾引起成吉思汗的极大愤怒，蒙古帝国第一次西征即因此而爆发。
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他一方面多方招募军队、筹集物资，另一方面决心与日本周旋到底，继续“任性”地派遣使者要求日本迅速朝贡称臣，他似乎是要验证日本人到底能把自己轻视到何种程度。
公元1275年2月末，元世祖忽必烈将由南宋降卒组成的“蛮子军”一千四百人派往高丽，进扎在海州(黄海道海州)、盐州(同道延安)、白州(同道白川)三地 这三州一直以来都是蒙古军团的屯田驻地。
9月，大都方面又派人探索到日本的新海路，并命高丽再次修造战舰。
10月，高丽任命金光远为庆尚道都指挥使，负责修建战舰。
11月，高丽王室又向庆尚道征发羽毛和铁材。
公元1276年正月，高丽方面突然接到了停止对日战备的诏书。其原因并不在于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高丽君臣的“哀哀之诉”，而是因为在大陆长江以南的宋元战场上，元军自公元1273年2月攻陷襄阳后，长驱而下直取江南，但战事进展并不顺利。江南的江湖人、平民百姓、南宋正规军这些民间和官方力量成为元军阻碍。但战事毕竟在艰难推进，公元1274年正月，南宋安庆府宣告沦陷，府知事范文虎向元朝投降。公元1275年，建康又陷，元军兵锋直指南宋首都临安。一路打来，南宋军民坚强的抗战意志，使忽必烈认为临安绝不是那么容易就打得下来的。所以忽必烈就先停止对日征伐，以灭亡南宋为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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