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辽宁大连人，读过六年书，学过日语，1944年初中毕业，考进株式会社当社员。1945年5月株式会社要把我们弄到日本后方，我出了个点子，要求请假回家看看，这样我们六个人都逃掉了。日本投降后，我回家种地。1947年辽南独二师到了辽宁普南店，我报名参了军，以后我们部队被编进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我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两广战役等，打遍了大半个。
1949年1月，我加入了共产党。
1950年底，部队从干部中选飞行员，我是代理排长，被挑中了。到大军区检查身体时，医生说我鼻中隔有点儿弯曲，还有点儿沙眼，被送到航校一期学地勤。半年后毕业，我被分到航空兵十七师四十九团任机械师。1952年我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1954年我们部队编入海空英雄团，我就到了海军。
山海关机场主要是保证专机安全，所以挑选干部非常严格。大概是因为爱动脑筋吧，我被任命为山海关场站参谋长。北海舰队司令员、政委亲自找我谈话，反复强调，要百分之百保证安全。
山海关场站组建两个月后，进入了北戴河暑期。从此每年夏天，山海关机场都全力以赴保证专机安全。
山海关机场原是日本人搞的，开始只有教练机，弄了条2000米的土跑道。我们接收后，扩大了停机坪。1970年我国从巴基斯坦进口三叉戟后，我们又加固、加长了山海关机场的跑道。
我感到情况异常紧急。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已经明确说周总理不让这架专机起飞。我决定采取非常措施，用两辆油车去阻止专机起飞。我叫油料科长王学高和油料排长王敬之各带一辆油车，开到离滑行道出口50米处，挡住专机，决不能让它起飞……
二
1971年9月12日18点30分，山海关机场调度值班员李万香报告：北京飞来一架专机。我是场站参谋长，负责保障专机安全，就立即到现场指挥。可是专机迟迟不到，直到20点10分，才说专机要来了。
20点15分，一架三叉戟专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我到专机跟前迎接。这是惯例，首长上下飞机，机场领导总要迎来送往。我看见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从机舱里出来，后面跟着一个穿军装的人(后来才知道此人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林立果三天两头来，老见面。他和我打了个招呼，就准备坐车走。
我突然发现北戴河没有派车来接。奇怪!中直机关怎么没有派车?我忙让场站值班员与北戴河联系。
林立果一脸焦急，像是有什么急事。他等不及北戴河来车，向我要车。1969年我们场站组建时，上级给了6辆新吉普车，这在北海舰队的机场中是独一无二的。吉普车很快来了，林立果叫司机下来，他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刘沛丰上车后，林立果飞快地把车开走了。
我注意到林立果走错了路。天黑了，林立果又不熟悉机场道路，走到机场修理飞机的机库去了。我马上赶过去，看见林立果的车撞到了车库门熄了火。他想掉头，却怎么也打不着火。我很快又调来一辆吉普车，林立果也没有多说话，换了车，和刘沛丰就一溜烟地开跑了。
我却越想越不放心，从山海关机场到北戴河40多公里，路况不好，白天车就少，夜间就更没有车了。万一林立果的车在半路再熄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可就没有办法了。我和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商量：他用的是我们机场的车，别半路出事，我到路上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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