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是一个革命的世纪。革命的队伍里诚然有投机者、起哄者、小贩、幻想症患者，但开辟新世纪的革命家们多有理想，有仗义疏财、毁家纾难的精神和实践。他们视金钱如粪土，而视道义、友谊、文明等等为生命的最高价值，人生的飞扬展开在他们是自然之事，又是他们不得不如此的本质。在后革命、或祛魅社会的人们看来，革命家们那种集理性、欲望和精神气魄于一身的人生行状已经是不可理喻的张狂之举，是不可企及的德性高标。
张静江就属于这样的革命家。
张静江本是商人的后代，他自己在商场也长袖善舞。他跟晚清名臣孙宝琦出使巴黎，在父亲的鼓励下，发展海外贸易，获得成功。但他并没有为此满足于做社会分工中的商人角色，或做政府的小公务员，而是因缘际会，进入了国家制度的参与建设层面，介入了时政。
在巴黎，对清政府腐败无能反感的张静江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一名激进的反清革命的倡导者。1905年，张静江与吴稚晖、李石曾三人成为莫逆之交，联合陈璧君、蔡元培等人在巴黎成立世界社，刊行《新世纪》周报、《新世纪丛书》和美术画报《世界》，开人宣传无政府主义之先河。他经常在旅欧华人中发表反清言论。由于他的清使馆随员的特殊身份，听众怀疑他别有用心，不敢与他交往。尽管如此，以”宣讲师“自居的张静江依然故我，逢人即倡言革命、寻找知音。一次，他陪同孙宝琦到比利时参观，见人大谈革命道理，结果被当地留学生中的革命党人误认为奸细，几乎遭到殴打，幸亏他一阵疾走才逃脱。这种狂热而孤独地宣扬革命的经历，几乎是任何时代渴望变革又找不到具体道路的众多仁人志士的共性。这些人也容易颓废成为大变革时代的”多余人“、”畸零人“。
张静江
但张静江却没有怀才不遇的伤感，也没有犬儒颓丧的消沉。为寻求社会发展进步之路，他主动结识同路人。1905年，二十八岁的张静江坐船办事，得知孙中山也在同一船上时，就去结交孙中山：“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近数年在法国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
张静江给孙中山留下地址，相约通电暗号，电文以ABCDE代表不同的数码：A为一万元，B为二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五万元。两年后，东京同盟会本部经费枯竭，筹款无着。孙中山万般无奈之际想起与张静江邂逅之事，便对黄兴谈起，想往巴黎发一封电报试一试。他们就给这个清政府使馆官员发电文，写了一个“C”字。很多人大惑不解，有人说孙幼稚可笑，有人说孙滑稽荒唐，还有人跟孙中山打赌：“仅凭一个C字，能讨来三万法郎，岂非太阳从西边出?”(据说当时孙中山的生活费一天仅为一角五分。)但数日后果真有三万法郎从巴黎汇到，革命者们大为惊喜，视若“天佑”。
后来孙中山为筹集广东及云南革命起义所需款项，又先后以A字和E字致电张静江，张两次都如约汇到一万和五万法郎。为此，孙中山让胡汉民代笔函谢张静江，并详述军事行动及款项开支情况。张静江复信说：“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以后孙中山有急事需求援，张静江总是想办法如期按数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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