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曾大量接济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军需物资和枪支弹药等，此问题的有关细节散见于一些著述、回忆文章中，目前尚无完整、集中的考述。本文试就此进行初步梳理，还原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需要说明的是，“接济”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用语，意指筹借或给予。接济的内容，包括经费、军需物资(枪支、弹药、被服布匹、药品器械、无线电台配件、地图等)和生活必需品等。
1935年长征结束到达陕北的红军，面临给养保障的大难题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长征到达陕北后，虽不致再奔波劳顿，但依然没有解决因物质匮乏而造成的生存问题。红军不仅军事装备、钱款均缺，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成问题。这一现实情况，从1934年与1936年的红军供给标准变化可以看出：大部分同一项目的标准，1936年仅为1934年的1/2，甚至1/3或1/10;一些项目干脆取消，或归并到其他项目中，如教育费、零花费用等。同一项目所含内容，1936年相比1934年大多较粗，没有“具体”。相反，一些体现等级性、福利性的项目却明显细化，如抚恤费、技术人员津贴等，这显然是迫于安抚军心、延揽人才的需要。
1935年12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短短不到一个月内先后颁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伤病员几项费用标准的通令》(1935年12月5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办公费、津贴费之规定的命令》(1935年12月17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各项费用之规定的训令》(1935年12月27日)等三个命令。从三个命令对比中不难看出，除方面军级、军团级办公费有一定提高外，其他各项费用均调低，规定也越来越细，明显是为了适应给养窘迫的现状。
造成陕北红军物质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客观环境因素。无论是长征结束的红军，还是长征中的红二、四方面军，所处的陕甘、川康地区均为经济落后地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大规模军队的供给相当困难。其二，国民党军在军事、经济上的封锁。其三，供需人员比例失调。陕甘苏区人口40万余人，红二、四方面军未到时，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约3万人，供需比例为13∶1。而红二、四方面军长征结束到达陕甘后，这一比例几近5∶1!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不能不引起给养困难。供需矛盾下，苏区所能挖掘的供给潜力非常有限，往往筹款数月一无所获，甚至连采办被服器材用品都缺纸票，而纸票则因无纸，赶印不及。
为消除物质困难，中共中央自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稳定于陕甘后，通过不断发布电文、颁布训令等，压缩开支，厉行节约。节流的同时，则不断加强筹粮筹款，以至“某地有土豪粮食百余石”事，都要报毛泽东、周恩来等统筹处理。与此同时，“出于后勤考虑”，因“根据地地域不大，物产不丰，后勤补给困难”，为“解决军队的物质基础”，拓展生存空间，红军遂发起东征和西征。
红军向东北军提出“经济通商”，张学良转赠中共中央1万元，开启了接济中共和红军的大门
红军东征之际，中共中央积极寻求与周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联络。在对立状态下，联络工作伊始，中共并没指望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直接援助，而是提出更容易被接受和认同的“曲线”方案——“经济通商”，以互惠方式打破周边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缓解给养保障困难。
在此背景下，中共与张学良部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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