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没有家，是个野猴子或者石猴子，但他有师傅，师傅在的地方就是他的家，在推倒人参果树那一回中，悟空去蓬莱仙岛求救无果，然后就回到了师傅那里，看见曾经的师门破落，想到师傅跟他的分别，大闹天宫的猴子黯然泪下。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的是找父母倾诉，即便是不向父母倾诉，而父母知道自己的难处后也会默默的、不求回报的帮助我们，孙悟空的师傅也一样，在孙悟空黯然泪下之时，他出现了，告诉孙悟空可以去南海仙岛求救，于是悟空去找菩萨，菩萨帮助了悟空，将西牛贺洲五庄观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复活。
每个人都有家，不知吴承恩是否有意给这个石猴子安排一个“家”，石猴子的家就是菩提老祖的修道之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所以在悟空有难之时，吴承恩的巧妙安排起到了作用。菩提老祖一个收孙悟空为徒，传授他七十二般变化和长生不老的法门但师傅，通过教授悟空的过程，我们仿佛看到了父亲的影子。就算是菩提祖师预知孙悟空一定会惹出是非，故要求孙悟空保密，绝不能提起师门状况以及曾习道的往事。这一点也是在保护悟空，是为了在悟空有难之时能在暗地里顺利的保护悟空。菩提祖师被描写为一个既精通道教也精通佛教的大仙形象：法力高深，弟子众多，教化广泛。山野之民，均受其教化。按照古时的人伦常理之道，因此悟空有家，家就在家长菩提老祖修道的位置。
1876年，马嘉里案发生后不久，英国要求派出谢罪使臣。马嘉里案目前在史学界已经有很多的考证，大约的结论是云南地方官好大喜功，围杀包括人在内的英国探路队。对于这样一个是非曲直明确的郭嵩焘被任命为“谢罪”使臣，兼任常驻英法公使，自然也就不能为人所解。他的亲朋好友为他算命，认为此举“大凶”，而且“有辱名节”。他的挚友晚清名儒王湘绮为此也说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他的家乡的愤怒的学子扬言要砸了“汉奸”郭嵩焘的老家， 最终找到和他关系密切的一个和尚， 并一把火烧了和尚庙以泄公愤。在一片怀疑和咒骂声中，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说：“当世知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
的确，“ 谢罪” 并不是光彩的使命。但是， 晚清的大多数官僚士子， 还没有意识到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出国考察和常驻国外使节的制度， 是合理地顺应全球历史潮流的必由之路。在天下观念的熏陶下，国人躺在文化优越感的虚幻梦境中，不能自拔。他们对于触动这个敏感神经的所有行动都表示出强烈的反感，同时又拿不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晚清的悲剧也正在于此。郭嵩焘勇于出使，标志着他内心的觉醒和勇于任事的品格。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他的人格力量超越了他的行为的实际影响。
人们对晚清对外关系观察的视角， 往往更多的是停留在权力和利益的层次。事实上，中西制度之差别，曾经导致传统外交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巨大危机。国内祭孔和祭祀祖先的礼仪，以及朝贡体制之下的三拜九叩之礼仪，均是中西交流的障碍。礼仪是传统社会立人、立国之本，也是国人最后的心理防线。此防线一破，传统体制可谓土崩瓦解。
起源于天主教在华传教问题的礼仪之争，因其持续时间之长(从1643年直到19 3 9 年)，影响之大，超过了天主教传教史上的“ 印度礼仪之争”、“非洲礼仪之争”和“神道礼仪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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