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即皇帝位，改元“贞观”。此后二十余年间，他励精图治、善于纳谏，使得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封建社会达到了新的高峰，开启了我国历史上又一个伟大的时代，史称“贞观之治”。
在平定天下之后，唐太宗充分认识到了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他曾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旧唐书·音乐志》）。由此，他先后任命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等为执掌朝廷“秘书图籍”的秘书监，“购天下书……缮写藏于内库”（《新唐书·艺文志》）。在皇帝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旧唐书·魏征传》）。
唐太宗还酷爱书法，尤喜王羲之。他“出内努金帛，购人间遗墨，得真行草二千二百余纸来上。万几之余，不废模仿”（《宣和书谱·历代诸帝王书》）。为表达对王羲之的敬意，他还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作后论，认为“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晋书·王羲之传》）。在太宗皇帝的大力支持下，“一时天下王（羲之）书翕然几尽”。那么，《兰亭序》岂能独缺？
《兰亭序》是王羲之本人非常欣赏的一部作品，在当时已声名震天，只不过在其后的两百余年间，世人均莫知所踪。后来，在虞世南和房玄龄的谋划下，派监察御史萧翼智赚《兰亭序》而归。这个过程，在唐人何延之的《兰亭记》的记述中充满了曲折和故事性，几近传奇。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太宗皇帝如愿得到了《兰亭序》。可以想见，当时皇帝该是怎样的愉悦乃至兴奋！
唐太宗在得到《兰亭序》后欣喜不已，“宝惜者独此书为最，置于座侧朝夕观赏”。他不仅自己临摹，还“命供奉榻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此外，太宗皇帝可能还令与自己书学关系密切的近臣虞世南、褚遂良以及欧阳询等分别临摹传拓。
在唐太宗的推崇下，《兰亭序》的影响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散播开来，并得到了更多书者的认可。禇遂良的《晋右军王羲之书目》把《兰亭序》列为右军行书第一。《兰亭序》影响日剧，而其作者王羲之也日益被神化，“贞观、永徽以还，右军之势，几奔天下”。
就这样，在大唐皇帝的喜爱和鼎力推崇下，王羲之书坛盟主的“书圣”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与此同时，作为王羲之得意之作的《兰亭序》，同样在实际上奠定了“天下第一行书”的地位。
《兰亭序》不仅是书法史上首屈一指的杰作，同样也是人所熟悉的文学佳篇，它大概是翻刻和临摹最多、流传最广的单篇法帖了。
岁月沧桑。如今，在贞观年间大规模学法《兰亭序》活动中得以流传的临摹传拓本，只剩下了聊聊数本。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将收集到的八种本子同刻于一根石柱上，谓之“兰亭八柱”，其中前三柱分别为虞世南临本（“天历本”或“张金界奴本”）、传褚遂良摹本和冯承素摹本（“神龙本”）。现在，历经千年的磨砺沉淀，它们依然熠熠生辉，诉说着这段历史上的不朽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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