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曾经说自己“凡事但求实际，不务虚名。”(《清圣祖实录》，卷二六八)这倒不是康熙的自诩之词，而是他在治国理政中时刻遵从的一项准则。他曾经先后八次拒绝群臣们为他上尊号的请求，就从一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切实的例证。这八次拒受尊号的时间分别是：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郑克塽归降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平定噶尔丹后;此外还有五十、六十、七十寿辰(1702、1712、1722)之时共三次;登基五十、六十周年(1711、1721)时共两次。
在封建时代，给皇帝上尊号是一种“大典”，所谓“加上尊号，典礼甚大”。因为对于一个乾纲独断、至尊无上的封建君主来说，权力和地位都已经臻于巅峰，无可再增，所以“上尊号”便是扩大政治威望、提高历史地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康熙皇帝拒绝这类活动，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考虑?我们可以拿第一、二两次的情形作一点剖析。
康熙初，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拥兵自重，对清朝中央政权阳奉阴违，形同割据。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下定决心撤藩，吴三桂及耿精忠、尚可喜子尚之信起兵与清对抗，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三藩之乱”。三藩兵力一度占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四川、湖南等省及江西、浙江、湖北、陕西、甘肃一部，对清政权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经过整整八年的艰苦战争，终于在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取得了平定“三藩之乱”的胜利。两年以后，一直占据台湾奉明朝为正朔的郑克塽在清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归降清朝，实现了台湾的统一。这两件事无疑意义重大，正是以此为标志，开启了长达百余年的著名的“康乾盛世”。所以在这两次重大历史事件之后，群臣们提出要给康熙帝上尊号，应该说也是适逢其会。我们来看一看当时的具体情形。
平定“三藩之乱”后最早提出要给皇帝上尊号的是监察御史何嘉佑，他的理由是：“今天下荡平，皆赖皇上一人功德所致”，所以“应加皇上尊号，以彰功德”。此后，有的人也许出于真诚爱戴，有的人也许出于对权力崇拜，有的人也许出于阿谀逢迎，有的人也许出于从众心理，总之，大臣们从亲王、内阁大学士、九卿到詹事、科道等官员，凡是身份和地位具备向皇帝进言资格的，无不争先恐后，纷纷上奏，掀起了一场请上尊号的热潮。
有些人重复着何嘉佑提出的理由，强调“三藩之乱”的平定是皇上一人之功。康熙帝明确否定了这种说法，说：“所奏称天下荡平，皆朕一人功德所致”，“这所奏无益”。(第787页)他多次同大臣们回顾了平三藩的决策情形，表示这一场斗争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如“事有错误，朕亦自任，断不归咎于人”。现在取得了胜利，乃是“荷上天眷佑，祖宗福庇”，将士用力，“疲于征调”;百姓困苦，“敝于转运”，连官员也裁减俸禄，以供军需。这是上下一心，共同奋斗的结果，“若遂侈然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赉(lài，赏赐)，实可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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