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鼎芬给我写的“起居注”中，有一段“宣统五年正月十六日”的纪事：上常笞太监，近以小过前后笞十七名，臣陈宝琛等谏，不从。这就是说，到我十一周岁的时候，责打太监已成家常便饭，我的冷酷无情、惯发威风的性格已经形成，劝也劝不过来了。
我每逢发脾气，不高兴的时候，太监就要遭殃，如果我忽然高兴，想开心取乐的时候，太监也可能要倒霉。我在童年，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嗜好，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牛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早在我懂得利用敬事房打人之前，太监们已不少吃过我恶作剧的苦头。有一次，大约是八九岁的时候，我对那些百依百顺的太监们忽然异想天开，要试一试他们是否对于我这个“圣天子”真的听话，我挑出一个太监，对他指着地上一块脏东西说：“你给我吃下去!”他真的趴在地上吃下去了。
有一次，我玩救火用的唧筒，喷水取乐，这时走过来了一个年老的太监，我又起了恶作剧的念头，把龙头冲着他喷去，这老太监痛苦地蹲在那里不敢跑开，竟给冷水激死过去，经过一阵抢救才活过来。
在人们的多方逢迎和百般依顺的情形下，是很容易养成一个人的作威作福，从别人受罪上取乐的恶习的。我的环境和教育就是如此。虽然师傅们也谏劝我，给我讲过仁恕之道，但是承认我的这种权威，给我这种权威教育的也正是他们。不管他们用了多少历史上的英主圣君的故事来教育我，说来说去我还是个“与凡人殊”的皇帝。所以，他们的劝导并没有多大效力。
在宫中唯一能阻止我恶作剧行为的，是我的乳母王焦氏。她就是我在西太后面前哭喊着找的那个嬷嬷。她一个字不识，也不懂什么“恕道”和历史上的英主圣君故事，但当她在劝我的时候，我却觉得出她的劝阻是从心里头发出来的。
有一次，有个会玩木偶戏的太监，给我表演了一场木偶戏，我看得很开心，决心赏他一块鸡蛋糕吃。这时我的恶作剧的兴趣又来了，决定捉弄他一下。我把练功夫的铁砂袋撕开，掏出一些铁砂子，藏在蛋糕里。我的乳母看见了，就问我：“老爷子，那里头放沙子可叫人怎么吃呀?”“我要看看他咬蛋糕是什么模样。”“那不崩了牙吗?崩了牙就吃不了饭。人不吃饭可不行呵!”我想，这话也对，可是我不能取乐了，我说：“我要看他崩牙的模样，就看这一回吧!”乳母说：“那就换上绿豆，咬绿豆也挺逗乐的。”于是那位玩木偶的算免了一次灾难。
又有一次，我玩气枪，用铅弹向太监的窗户打，看着窗户纸打出一个个小洞，很好玩。不知是谁，去搬了救兵——乳母来了。
“老爷子，屋里有人哪!怎么玩不行?往屋里打，这要伤了人哪!”
我这才想起了屋里有人，人是会被打伤的。
乳母是宫中唯一告诉过我别人是和我同样的人的人，是唯一曾使我想起了别人也是人的人。不但我有牙，别人也有牙;不但我的牙不能咬铁砂，别人也不能咬;不但我要吃饭，别人也同样不吃饭要饿肚子;别人也有感觉，别人肉皮打了铅弹会一样的痛。这些用不着讲的常识，我并非不懂，但在那样的环境里，我是不容易想到这些的，因为我根本就想不起别人，更不会把自己和别人相提并论，别人在我心里，只不过是奴才、阿哈、庶民。我在宫里从小长到大，只有乳母在的时候，才由于她的朴素的发自心底的言语，使我想到过别人也是人这个简单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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