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征四郎(1885-194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31年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因熟悉情况，在日本陆军中被奉为“通”
近年来，国内反映抗战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几乎无一例外都要塑造一个对了解比较深的大反派“通”形象。实际上，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军队尤其是陆军内部，确实有一群被称为“通”的军人：与其他日军军官相比，他们对的了解更为深刻，通晓军队的特点，了解政治人物的秘辛，他们中不少人曾在军界政界混迹多年，能够熟练地用汉语进行交流。
但是，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通”呢?
“大佬”级“通”成名于北洋时代
在日本军队内部，“通”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上“通”是对有一定了解，能够对涉及的政治军事情报进行解析的军官。抗战时期，侵华日军中有一大批中高级军官符合这样的条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通”，几乎都是在情报领域造诣比较深的日本军人。第一类是日军参谋本部课人员。这些军官在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学习时选修汉语，进入日军参谋本部后主要研究与相关的情报及战略战术。参谋本部课的滥觞，是明治时期“征韩论”和“征台论”催生的陆军省参谋局第二课，1916年，参谋本部在负责情报工作的第二部中正式建立了“情报担当课”，这是一战后日本正式将下一步侵略重点放在的表现。
板垣征四郎
除了参谋本部课人员以外，日本驻华使领馆的情报武官以及驻华特务机关人员，都会被认为是日军第一流的“通”。名义上，驻的日本武官统一受日本驻华公使(1935年以后为驻华大使)的指挥，实际上，在活动的日本武官大多直接接受日军参谋总长的控制。除了先后在北京、南京和上海间迁移的驻华公使馆正式武官外，日军还在上海、济南、福州、南京、广州和汉口设立了专门的“特派武官”，这些所谓的“武官”缺乏可靠的外交官身份，但在各自所在的区域拥有巨大的权力，甚至可以临时动员日本在各地的租界驻军。第一名驻的“特派武官”稻叶正夫，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被日本参谋本部紧急派往上海的，他的任务，就是根据辛亥革命后的形势，协调日军当时在的驻军和其他军事人员。
日军在设立的情报机关，这些年经过国内文艺作品的渲染，被吹得神乎其神。实际上，这些情报机关，大部分是由各地“特派武官”在自己的私人班底基础上建立，或是在日军租界驻军基础上组建。日军参谋本部在20世纪20年代派兵干涉西伯利亚前，长期对各地“特派武官”自行建立的情报机关采取“不承认不干涉”的态度，这使得日本在华的特务机关带有浓厚的“私人色彩”，各机关之间缺乏合作，内部结构迥然不同。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驻的特务机关呈现爆炸性增长，但这使得各单位之间在职能上出现重叠，但由于日军“通”的数量较为有限，大部分情报机关的工作效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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