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攻入京城，崇祯煤山自缢，在历史上长达276年的大明王朝由此宣告灭亡。
提得一提的是，那些对大明王朝的灭亡漠不关心的阁臣们，那些争着“晒穷”以躲避捐助的官宦们，那些抱定了“流贼到门，我即开门请进”心思的百姓们，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大明王朝灭亡后，迎接他们的，将是一段漫长的暗无天日的岁月。
那些官宦所藏着掖着的银子最终被进入北京城的闯军掠得精光，那些官宦的肉体将会被闯军拷打得不成样子，他们其中的很多人因为满足不了闯军要求而被活活拷死。之前一毛不拔的大学生陈演受刑最惨，被牛金星“以二铁素贯其左右手，所至牵以自随，步稍迟，皮鞭乱下，身无完肤，竟诛死”。
那许许多多的百姓所遭受到的是更为深重的苦难，无数人的家产变为飞灰，无数人的身体变成白骨。
曾几何时，为了支撑这个风雨飘摇中早已支离破碎的帝国，崇祯在原有赋税的基础上，加派了辽饷九百万，练饷七百三十多万，百姓痛骂崇祯是“重征”。
辽饷、练饷、剿饷（曾议，未实施）等“三饷”的加派，成了崇祯一生的最大污点和罪证。
然而，经济史学会副会长、明史学会副会长陈支平先生却说：“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
所有人都应该能理解到，在国家发生战争时期，适量的增加赋税乃是无可避免的。
满清入关之初，多尔衮曾大义凛然地指责说：“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然而又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称“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
然而，真正的事实却是：这蠲免“三饷”的谕旨并未严格加以贯彻，除多尔衮边外筑城加派九省额外钱粮250余万两、顺治亲政命抵额粮，及顺治末一度加征练饷，“以前项辽饷在万历年间加派，故复照旧派征”。
因此，明史学家顾诚在《南明史》指出“顺治十八年还食言自肥，恢复了明朝剿饷，加赋五百多万两”。
加饷之外，“清军在征服各地的过程中，‘大兵所至，田舍一空’。经济最称发达的江浙地区，更遭受异常残酷的焚杀和掠夺，扬州、江阴、嘉定、苏州、嘉兴、金华几个经济繁盛都市，差不多都被焚杀精光”。
同时，各地的人口锐减，全国的耕地面积急剧萎缩，生产遭受空前的破坏，在北京附近以至山东、河南境内大量圈占的土地共达168至527顷，这还不包括牧场和各省六万多顷的驻防旗田。
根据《明代与清初耕地数的历史比较》一文统计，明代崇祯时期，全国人口约为两亿，而康熙初期全国人口约为五千万，人口损失近四分之三。万历三十六年，明朝的耕地面积是1161万8948顷，等于11亿6189万多亩土地，而清代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数量是500多万顷，也就是五亿多亩。耕地面积损失过半。
这样的背景下，顺治九年征收的农业赋税为“2428万两白银”，顺治十八年“为银2157万余两、粮648万石”。
对比“万历初期‘两税收入实征白银266万7680两，若将本色米按照时价（米一石价银一两，麦一石价银0.8两）。则两税收入可达2217万7358两”。
也就是说，百姓以明代百分之五十的耕地承受比明代百分之一百还多的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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