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发展到《金瓶梅》成书的那个历史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流通性加大，有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缝隙，可以容纳许许多多以前难以存活的“社会填充物”，形成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以往约束婚姻、家庭、人际关系的观念与规则，都被侵蚀、解构，从皇帝、权贵到富人乃至平民，都看重“房中术”，对于性享受，越来越放纵，皇帝公开征集春药，妓院娼寮遍布各地，暗门子更不计其数。
还衍生了帮嫖的地痞流氓，以及种种难以确定身份的闲杂人物，带色表演，带色小说，《花营锦阵》那种yín秽图画，西门庆所带的yín器包里的那些东西，都非常流行。《金瓶梅》后十回里写到属于清河范畴的临清，“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可见对传统农耕社会的解构，已经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这是《金瓶梅》故事的大背景，当然也是潘金莲进入西门庆大宅院的具体人文环境。这究竟是社会的整体堕落，还是历史发展中具有某些进步意义的杂驳景观?是否可以从混浊的泥沙中，淘澄出闪光的金屑?
我认为，明朝发展到那个阶段，性意识的觉醒和弘扬，以及性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脱敏、去耻，是一种带有污点的进步。
词话本前面，有欣欣子序，里面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寓于时俗，益有谓也。……传凡一百回，其中语句新奇，脍炙人口，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匿、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也。其中未免语涉俚俗，气含脂粉，余则曰不然，《关雎》之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哀与怨，人之所恶也，鲜有不至于伤者……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欢离合，莫怪其然也。”
此序在崇祯本和张竹坡评点本中均被删去。这肯定是崇祯本整理者和张竹坡都不认同欣欣子的观点。特别是欣欣子那“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yín者”的明快宣示，这种对普遍存在于人性深处的恶的揭示，到了今天，恐怕也还是会令许多人摇头。与《金瓶梅》作者笑笑生和写序的欣欣子同时代的李贽(1527—1602)，是一位值得特别重视的思想家，他的观点，与欣欣子相通，李贽承认个人私欲，“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天尽世道以交”，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商品交易合乎天理。
“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豼糠。”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李贽提出“童心说”，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李贽和欣欣子承认人的七情六欲具有合理性。人应该本着自然天性生活。
比如潘金莲，她知道自己美丽，她希望能自主支配自己美丽的身体，她有旺盛的性欲，对与吸引她的异性交欢乐此不疲。原来她被迫让张大户、武大郎那样根本不与她匹配的男子占有她的身体，她追求了雄性感十足的武松却遭到冷拒，但是她终于被十分中意的胖壮男子西门庆娶进门，他们之间的双向性享受是其乐无穷的。潘金莲是自觉释放纵欲这一自然天性的女子。按李贽和欣欣子的理论，她应该算是一派“童心”的“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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