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皇帝竟被大臣关进笼子里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真是老子天下第一。皇权高高在上，生死大权独断，谁敢去监督皇上?可是，历史上有那么一个皇上，却被身边的大臣们所监督，大臣们有“监督权”，甚至监督权还被置于皇权之上。他就是北宋在位最长的皇帝宋仁宗。

在人事任免上进行监督。宋仁宗最宠幸的是张贵妃，她的大伯张尧佐是掌管全国财政要职的三司使，号称“计相”，但这位大伯却觊觎着副相的位置。包拯知道后就和其他台谏官纷纷上疏，仁宗只得免去其三司使，出于安慰，任命他同时兼任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见此，包拯怒斥仁宗是“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而且直接抨击仁宗“失道败德”。说一个皇帝“失道败德”，这可是最大的恶评。朝会之日，包拯联合了其他大臣，率领百官面谏仁宗，这是大臣监督的强硬手段。仁宗先是勃然大怒，但迫于舆论，最后还是做出了让步，免去张尧佐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保留了其他两使。过了不久，张贵妃见舆论平息，仁宗重新任命尧佐为宣徽使。包拯得知，不依不饶，领衔与其他大臣上殿争辩。一天，张贵妃还想为大伯子说情，仁宗抢白道：“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的脸上。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

某日退朝后，仁宗回到寝宫，脱下帽子直嚷头痒，让内侍赶紧把专门给他梳头的女官叫来。女官在给仁宗梳理头发的时候，看到他怀里有文书，就问是甚么事情。仁宗答说：“最近下雨不止，朝中谏官认为是阴气太盛所致，故上书让宫里裁减嫔妃侍从的人数。”女官听了以后很不屑地说：“那些宰相和御史，家里多的是歌姬舞女，即使普通的官员，只要官职稍一如意，也会增置歌姬舞女的人数，皇上身边不过就几个人，他们就大喊阴气太盛，要求裁减，难道只许他们自己逍遥快活?”女官问：“这个建议必须执行吗?”仁宗诡“谏官的建议，哪能不执行?”女官仗着自己平时为仁宗宠爱，认为再怎么裁减也轮不到自己，于是赌气说：“如果一定要执行的话，就请皇上先把奴家给裁掉。”仁宗当即就传下命令，让梳头的女官以下共三十人，尽快携带私人物品从内东门出宫。

康熙帝曾经说自己“凡事但求实际，不务虚名。”(《清圣祖实录》，卷二六八)这倒不是康熙的自诩之词，而是他在治国理政中时刻遵从的一项准则。他曾经先后八次拒绝群臣们为他上尊号的请求，就从一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切实的例证。这八次拒受尊号的时间分别是：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郑克塽(shuǎng)归降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平定噶尔丹后;此外还有五十、六十、七十寿辰(1702、1712、1722)之时共三次;登基五十、六十周年(1711、1721)时共两次。

在封建时代，给皇帝上尊号是一种“大典”，所谓“加上尊号，典礼甚大”。(《康熙政要》，第242页)因为对于一个乾纲独断、至尊无上的封建君主来说，权力和地位都已经臻于巅峰，无可再增，所以“上尊号”便是扩大政治威望、提高历史地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康熙皇帝拒绝这类活动，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考虑?我们可以拿第一、二两次的情形作一点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