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搬到北总布胡同的四合院后,由于夫妇二人所具有的人格与学识魅力,很快围聚了一批当时知识界的文化精英,如名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在学界颇具声望的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和萧乾等等。这些学者与文化精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坐论天下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家的交往圈子影响越来越大,渐成气候,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
但也有一些在文学创作上成就赫然者,特别是一些女性不但不把林氏放在眼里,还对此予以嘲讽。与林徽因过从甚密的作家李健吾曾对林徽因的为人做过这样的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为此,李健吾还加以举例说明:“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对于这一趣事,李健吾得出的结论是:林徽因与冰心之间“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则是“她(林)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李健吾与林徽因相识是在1934年年初,当时林读到《文学季刊》上李氏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论文后,极为赞赏,随即写信致李健吾,并约来“太太客厅”晤面。与文学青年不同的是,李在年龄上只比林小两岁,而且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发表作品、组织社团,在文坛上已经算是个人物了,因而双方见面后,是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上把林引为知己的。这也是后来李对林的性格分析较之萧乾等文学青年更趋公正、切实、深刻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梁思成的外甥女吴荔明在她所著的《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也毫不避讳地说,林徽因和亲戚里众多女性相处不谐,只与吴荔明本人的母亲梁思庄(梁思成胞妹)没有芥蒂。至于李健吾提到林的“仇敌”冰心,颇有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冰心写过讽刺文章倒是真的,确切的标题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此文写毕于1933年10月17日夜,而从10月27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开始连载。这年的10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赴山西大同调查研究古建筑及云冈石窟结束,刚刚回到北平。从时间上看,李健吾的记载似有一定的根据,送醋之事当不是虚妄,此举的确刺痛了冰心的自尊心。
冰心的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平津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作品中,无论是“我们的太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的风流寡妇,都有一种明显的虚伪、虚荣与虚幻的鲜明色彩,这“三虚”人物的出现,对社会、对爱情、对己、对人都是一股颓废情调和萎缩的浊流。冰心以温婉伴着调侃的笔调,对此做了深刻的讽刺与抨击。金岳霖后来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30年代的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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