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乾隆西巡五台山,返回京城时驻跸保定。早已退休解职的原大理寺卿尹嘉铨得到了这一消息,虚荣心作祟,想参加接驾盛典。可接驾的名单中没有他的份。这个尹嘉诠绞尽脑汁想要参加,思来想去,想到了自己的父亲,道学家尹会一,自以为找到最高妙的理由,于是便草拟了两份奏折:一是请谥号;二是从祀。他自以为是一箭双雕,要是得到皇帝恩准,不但自己捞得一个孝子名声,还能风光一把。写好这两份奏折之后,他让自己的儿子将折子向上呈送,在家里美美的做开了他的清秋大梦。
乾隆皇帝看到了尹先生这两份完全是从自己私利出发的折子,立时十分恼怒,提起朱笔,批上:“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乾隆圣喻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警告这位尹先生叫他老老实实“安分家居”着,他为自己老父请求谥号“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再妄想就是“罪不可逭矣”。一般人到此,恐怕早已经出一身冷汗,庆幸老虎没有张开血盆大口咬下来,那样定已身首异处了,要做的事情就是连连祷告“阿弥陀佛”,赶紧夹着尾巴一边躲着去吧。
可是这位尹先生也不知着了什么魔,偏偏不信这个邪。他以“古稀老人”自称,又给乾隆上了一道折子,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芝麻没得到竟然要西瓜了。乾隆帝看到这样的折子,估计脸色都得气绿了,勃然大怒:“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圣喻下了,这就好办了。承办官员各尽所能绞尽脑汁罗织罪名,给尹嘉铨扣上“大不敬”、“假道学”、“伪君子”等等罪名,其中最不可饶恕的罪名是“古稀罪”。因为,天子乾隆早就昭示天下,他是“古稀老人”。天子占了的称号,那是庶民百姓不能摸边的,普天下无论人名、地名哪有不避讳的。这位尹先生真是吃了豹子胆,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敢自称“古稀老人”,争夺天子的风雅,真是活的不耐烦了。
最后就悲剧了,这位仁兄最终还是光荣地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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