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焚书”: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据《韩非子·和氏》记载:“商君孝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由此看来,商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焚书的人,但商鞅的“燔《诗》、《书》”主张,在实际上并没有认真执行,因而对古代文化没有什么大的破坏性。
秦始皇“焚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行政体制,一些儒生游士针对时政,引证《诗》、《书》和百家语,以古非今,“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丞相李斯为杜绝“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的现象,提出“焚书”的建议。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除《秦纪》、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其他如百家语、诗书等限30天交官府烧毁,逾期不交,“黥为城旦”(脸上刺字,罚服筑城劳役4年);还规定,有敢擅自谈论诗书者处死,有敢以古非今者灭族;严禁私学,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这些命令付之实行后,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焚书,结果无数文化典籍化为乌有。
梁元帝“焚书”:梁元帝(508-554年)即萧绎,字世诚,南朝梁皇帝。公元554年10月,西魏派常山公于谨、大将军杨忠率兵5万南下攻梁。同年11月,魏军攻破江陵。这时,梁元帝认为,自己读书破万卷,仍免不了亡国,读书还有何用?于是,他就命舍人高善宝把所有14万册图书聚集在一起烧掉;随后,便到西魏军营投降。梁元帝受尽百般凌辱后,于公元554年12月被西魏所杀,终年46岁。
萧绎焚书是在个人陷入绝望境地而作出的非理智之举,与秦、清等朝代为愚民而强令焚书有本质的区别,因而后人也往往对其此举抱以宽容的态度。
乾隆帝“焚书”:乾隆帝即位后,从1773年到1782年,他组织了360多位有名的文人学者,历时10年,编撰出了我国封建时代一部空前绝后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的问世,对于保存的古代文化典籍,传播古代学术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乾隆帝编书的根本目的在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开始编书时,他曾两次提出:对古籍该“毁弃”的应予毁弃,该“删改”的应予删改。
因此,有些书往往被弄得面目全非。据统计,在编书的10年中,仅浙江省就毁书24次,被毁书籍多达538种、13862部之多;江西巡抚海成,仅在乾隆41年(公元1776年)就搜缴焚书8000多部。整个乾隆时期,共焚毁各种书籍达71万卷之多。可见,乾隆“焚书”是封建社会最大规模的一次“焚书”。
这四次焚书事件给文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有人说,已经灭亡在崖山之战中,因为此后已经丧失了源远流长的文化和文人特有的脊梁和骨气。这句话虽然极端,却反映出近代专制制度的荼毒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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