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的诞生，宣告了通俗小说占据古代文学舞台中心位置时代的来临。一般认为，《三国志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然而，这一结论并没有扎实的文献基础作为支撑。直到今天，人们既没有发现《三国志演义》在元末明初流传的任何版本(稿本、抄本或刊本)，没有发现元末明初有任何人记载或谈论过《三国志演义》，也不见有《三国志演义》影响当时文学发展的任何信息。
浙江宁波天一阁所藏《录鬼簿续编》中记载的那个戏曲家罗贯中是否就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同样找不到有说服力的确切证据。人姓氏有限，同姓名者实在太多，而明代中后期传说的《三国志演义》作者罗贯中有宋人、元人、明人数说，因此，关键不是要寻找到罗贯中，而是要寻找到编撰《三国志演义》的作者。
讨论《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时间，完全可以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在现有资料比较丰富的前提下，可以先确定讨论的基础，再来讨论作品的成书时间。这一基础应该既是文献学的，也是传播学的。即先要用事实来回答：《三国志演义》何时有版本流传?谁最先抄录、收藏、刊刻、著录或评论了这部作品?这一切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这一时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品产生和传播?回答了这些问题，也就基本落实了小说成书的大致时间。
或许有人会问：小说作品一般都是先有抄本，后有刊本，虽然现在未见《三国志演义》的抄本，但嘉靖刊本之前应该有一个抄本流传阶段，如果以现有文献为基础，不就忽视了这一阶段吗?我们的回答是，只有以文献为基础的研究才是科学的研究。如果小说真有抄本流传，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即使原抄本已经散佚，也该有人记录或评论，如果一切都没有，凭什么说有抄本在流传呢?如果想象它在流传，那么这一流传时间该是多久呢?说从元末明初的抄本流传至嘉靖一个半世纪后才被刊刻，而其间没有任何记载，能令人信服吗?
也许有人会说：其间应该有记载，只是这些记载我们暂未看到，或者已经散佚。这其实是一种假设，假设需要事实来论证，科学研究就是求证。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但必须“小心地求证”，如果不能用事实来证明这一假设，这一假设就不能成立。把未经论证的假设作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这样的研究是不科学的。因为假设本身就有两种可能，假设者并不能排除根本就没有这种记载的可能。而根据事实得出的结论，即使错误也是科学的，因为它是被证实的，也是可以被证伪的，如果谁发现了新的事实，谁就可以用此事实来推翻原有的结论，从而推动这一认识的发展。
《三国志演义》未见抄本传世，海内外现存30多种明刊本中以嘉靖本为最早，前有庸愚子蒋大器写于明弘治甲寅(1494)仲春的《序》和修髯子张尚德写于嘉靖壬午(1522)的《引》。最早著录《三国志演义》的，是郎瑛的《七修类稿》和高儒的《百川书志》，此二书均成于嘉靖中后期。据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论证，上海图书馆所藏残叶可能就是刘若愚《酌中志》著录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嘉靖元年修髯子作《引》的原本，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司礼监本(即“经厂本”)，其他嘉靖本都以它为底本。司礼监本刊行后，又有朝廷都察院刊本和郭勋家刻本。于是，《三国志演义》迅速在社会上传播开来，模仿之作便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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